《極地追擊》─ 向美國叩問：遺落地域下的生存法治
《極地追擊》Wind Riv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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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irector: Taylor Sheridan
Writer: Taylor Sheridan
Stars: Kelsey Asbille, Jeremy Renner, Julia Jone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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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極地追擊》─ 向美國叩問：遺落地域下的生存法治
由美國新生代編劇泰勒．謝里丹（Taylor Sheridan），執導筒的第二部電影《極地追擊》（Wind River），在 2017 年美國日舞影展首映後，即造成不小迴響，隨後被選入法國坎城影展的一種注目單元，便拿下該單元最佳導演的殊榮，其後，也作為第 11 屆西寧 FIRST 青年電影展的開幕片。如今，帶著挾高的好評終於台灣上映。
泰勒．謝里丹或許在近年並不是個陌生的名字，儘管在 2000 年前後長達 15 年時間，他曾在電視圈中著墨打滾。而在加拿大導演丹尼．維勒納夫執導的《怒火邊界》（Sicario, 2015），故事描述美墨邊界內外的黑暗與正義，泰勒．謝里丹才首次貢獻出他的電影長片編劇作品。其後，與大衛．麥坎茨（David Mackenzie）合作的《赴湯蹈火》（Hell or High Water, 2016），更以德州為背景、牛仔為主軸，闡明一種反抗資本的人為法治。而後，在二度執導（第一部電影為《Vile》（2011））和第三部編劇作品《極地追擊》（Wind River），則選取原住民的風河谷保護區為起始，開展出原住民與美國白人的嫌隙對壘。
然而，從《怒火邊界》到《極地追擊》，再從美墨邊境、西部德州牛仔到原住民保護區，似乎都能在泰勒．謝里丹劇本脈絡中，找到一個他始終向美國發出的提問─也就是藉由「地域」和「法治」的融合，反射出當今美國所漠視的少數邊緣。
先從「地域」說起，當被倒掛的美國國旗顯現，三部電影所隱藏的「反美國主義」（Anti-Americanism）或許早已不言而喻，但這種「反」並不全然針對川普所為，而較相似於伊朗裔美國女導演安娜．莉莉．阿米普爾的《生存者》（The Bad Batch）。當《生存者》裡不停展示「追逐美國夢」的標語，「美國夢」雖為理想的目標，但到最後仍形同虛設，成為幻影，也成為另一種諷刺之物。甚至當人類相互吞食、毒品掌控人群、階級循環仍舊發生，電影或許旨在展現人類慣性的貪婪與自私，但故事卻將其發生背景源頭擴大，也就是回到電影最基礎的開始─這群人之所以齊聚至此，只因他們皆為「次等品」。
但何謂「次等品」？誰又是「次等品」？當我們進一步探問時，這答案最終都會回到一個「大美國主義」下所定義的「次等」，而「次等」也就是相對美國白人「菁英」下呈現的對比。至此，《生存者》中或許仍有白人存在，但他們卻是曾犯罪過，留有汙點的「瑕疵」。於此同時，我們更能發現當中出現更多南美籍（古巴、墨西哥），甚至是黑人、黃種人的存在。所謂「次等」，無疑反映出以白人為中心的優越睥睨。
回到泰勒．謝里丹的劇本上，相較於《生存者》諷刺寓言的反美暗示，謝里丹反選擇以這些被美國忽視、遺棄的地域做為出發，對比起大美國之外的墨西哥（毒梟）、西部德州（騎警、牛仔）和風河谷保護區（印第安原住民），都成為謝里丹著墨的對象。更進一步，透過這群「邊緣」人所面對的困境與不公，日久而生的「反美國主義」思想也再明顯不過。如於《赴湯蹈火》裡欲於反抗資本，才搶劫銀行奪回自己擁有，它所對抗即是邪惡大美國所掌控的經濟體系，更不甘於因地域性的甜頭（石油），而順從化該被剝削的道理。
反觀在《極地追擊》，這樣的反抗也再次被強化，甚至放諸於歷史上的遷移、壓迫，如片中說道「我的家族一百年前被趕來這裡」，或對美國白人（FBI）說「是不是一見面就要羞辱人？」，幾句話即透露出印第安原住民之於美國的不平等與鄙視，甚至謝里丹更藉以冰天雪地為背景，間接向感受不到冰寒（風河谷）的溫暖土地（美國本土）叩問─平常都乏人問津的區域，只因凶殺案的發生，美國似乎才會積極處理正視，以表關切及宣示自己領土的一部分。從中看來，比起《赴湯蹈火》較為直白對於過去草原消逝所發出的感嘆（草原之王），《極地追擊》則隱晦地加強這種被拿取（Taken）、被剝奪的動作，再此反問這過去百年來，從原住到邊緣，所有被結凍因而忽視的歷史冰層。
比起「地域」，謝里丹更試圖闡明這「地域下的法治」，以此凸顯兩者間的對壘。至此，當三部電影裡都通過犯罪事件開展而出，《怒火邊界》的毒梟往來駁火、《赴湯蹈火》的銀行搶案，到《極地追擊》的印第安女子兇殺，似乎也順理成章帶進「公權力」（警察）的介入，但這些「公權力」是否能成立，成為一個「地域」間「正義」準則？謝里丹也在之中提供一種非現行社會的角度和做法。於是乎，《極地追擊》與前兩部都相同，在電影中能再次看見FBI ，這種過往該被歸屬於正義天平的角色介入（與《怒火邊界》相同為女性；《赴湯蹈火》則為騎警代表），而與其合作辦案的就一定會是當地人（或與事件相關的人物）。不過很明顯地，或許可以說謝里丹較為自然、古典，選擇遵循巴比倫法典下的「以牙還牙」，但也因為這種正義觀的處理，最終我們皆能發現解決事件的人物絕非這「公權力」的代表，而將正義回歸到地域內的運行法則。
當然，這樣逃脫國家公權力的法治，不再是黑與白二分的正義，它所延伸出是一種「自治」的概念。當事件的終結都回到與事件相關、了解當地環境的人物之時，謝里丹也明顯將欲掌控正義法則的美國聯邦排外，讓公權力的角色賦予無能／傷患／天真／被欺瞞的結果，更以此探問當有了「假意」的關切，最終大美國又了解了什麼？從中又改變了什麼？面對《怒火邊界》特種部隊長年與墨的駁火交戰、《赴湯蹈火》歲月歷史累積的共犯社會、《極地追擊》荒蕪冰雪的三不管保護區，經歷數年的惡劣環境的他們，早已熟悉「自治區」內的「法治」規則，也在孤立無援下，轉化為一種「生存」的勇氣。縱使沒有城市（中央）的噓寒問暖，能存活於現在都是一種長時間的磨練與意志的展現，正如片中提及：「不活著即投降，幸運只存在於城市裡。生命不再是運氣，而是一種輸贏。」至此，當他們皆為「美國人」時，該出現的「美國」正義又會在何方？又或他們始終成為美國境內的「次等」？只配獲得這些「被選擇」的正義？除此之外，只能靠著意志獨自存活。
唏噓的是，如《怒火邊界》的惡性社會法則和《赴湯蹈火》的貧窮結構體，謝里丹雖對於正義有了著墨，但事實上這份正義外表下，卻沒有人獲得真正的勝利與改善。印第安家庭始終失去了女兒，冰天雪地的居住環境依然圍繞於他們生活，甚至如電影核心關切的印第安婦女失蹤案件，仍舊持續增長（但或許這樣字卡的概括，並不是電影收尾的好處理）。儘管筆者曾為前兩部做下「殘酷現實」和「自由美國」的總結，或許《極地追擊》再次沿襲兩者向美國叩問，但比起感嘆與嚮往，這一次似乎更尋求「同理心」的對待，渴求能被「同等權力」的關懷正視，也進一步拉出原住民遭受美國歷史的對待，與投射現實美國對他們的漠視處境。
2017.10.04 微風國賓
海樂大電影
＊延伸閱讀
【Pony影評】《赴湯蹈火》─ 貧窮的反擊：https://goo.gl/md2Moc
【Pony影評】《怒火邊界》─ 這是我們面對的殘酷現實：https://goo.gl/ZWii5P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