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貝多芬的謊言》─ 從信任出發：森達也的真相模糊性
《貝多芬的謊言》Fak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導演：森達也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《貝多芬的謊言》─ 從信任出發：森達也的真相模糊性 在今年重新出發的2017年桃園電影節，不僅將方向鎖定在紀錄片，也籌辦了第一屆台灣獎競賽，其中擔任評審的日本導演森達也，繼《A》和《A2》後，再度帶來他的新作品《貝多芬的謊言》（Fake, 2016）。此部去年在日本上映，雖映期撞上了《正宗哥吉拉》，但仍以紀錄片名義，吸引六萬民眾欣賞，創下1.08億日圓票房（約2921萬台幣）。 《貝多芬的謊言》的主人翁設定在有日本貝多芬之稱的佐村河內守，佐村河內曾是日本最具盛名的聽障音樂家之一，然而在完全失聰享譽18年後，於2014年卻被周刊踢爆他的音樂創作背後都由影子作曲家─新垣隆所操刀，媒體甚至窩蜂報導佐村河內其實並未失聰一事，即使佐村河內曾召開記者會澄清創作過程，及提出過自身聽力障礙證明。可惜，在媒體偏頗製造的亂象中，最終大眾選擇相信新垣隆，而佐村河內守也一點點被真相所吞沒。 但真相究竟是如此？也是《貝多芬的謊言》電影的旨意，森達也帶著攝影機直接深入這位已被人指責、遺棄，佐村河內守的日常。當他看著電視與雜誌上，被人瘋傳成明日之星，上各大綜藝節目的新垣隆，抑或因報導佐村河內守事件，而奪得最佳報導獎的記者神山。曾經站在同一條船的人，卻因名利而出賣背叛，因片面推斷而產生謬誤報導。而當再次森達也想探究真相時，他們卻避不見面訪談。儘管佐村河內守在日常確實僅能透過妻子的手語進行溝通，但旁人卻只聽見他正常說話的聲音，不再在乎是否有聽覺障礙的真實與否，也只相信那謊言的呈現。 森達也所面對紀錄片的母題，並非來自周浩所做的「混沌的真實」，他並無運用外在形象的好包裝，去呈現人性之壞的一面，如《大同》一般。他所先入為主的觀念，就是沒有是非對錯，不帶有真相的真實與否，也撇除自身對於眼前事件主角的歧見。森達也在鏡頭下持續保有「真相的模糊性」，他不再著眼事實1或0的二元對立性，更情願以人物的行為、具體的事證、與最終所發揚的音樂，來導向最終何謂「真相」的依據。 周浩曾提及紀錄片的真實，他認為影像中的主角與自身創作者的角色，其實是個互惠互利的結果：「他給你了影像所要的素材，而你則給予他生活的必需。」但關於當下的真實，始終處於混沌之間。如於《龍哥》中，你並不能保證龍哥所展現的狀態都處於「真實」的一端，儘管他可能對周浩出於「信任」而暢所欲言，但影像下的龍哥是真性抑或假意，只能是他對於「鏡頭」的信任，而非基於「創作者」好友的信任。 但反觀森達也的影像，他更渴望是從「反真相」中再提煉出「信任」的價值，而這樣的「信任」才又能帶出「真相」本身。至此，在電影對新聞事件的描述後，隨即帶領觀眾直擊佐村河內的生活。當他看著有上字幕的電視，是真聾抑或假聾？當他與森達也對答如流的狀態下，雖能聽及在旁妻子的耳語，但撇除了手語的比劃，也讓這疑惑欲發產生（這也反觀新垣隆提出對答如流的反駁）。當真相都未被公開闡明前，此種對於主角的「信任」，森達也則在開頭將此疑問丟回給觀眾。 但這樣的「信任」實質也走在一條鋼索上，更在於「真相」的建立已是造成佐村河內守三年傷害的瘡疤，期間他丟棄了他的鍵盤，也不再創作音樂，開始躲避人群，且足不出戶，甚至消失於大眾目光前。因此，佐村河內守對於森達也的「信任」其實出自於「願意闡述真相」的「管道」，他授權森達也的拍攝，是欣喜終於有人願意傾聽他的故事（在媒體集體撻伐，與被大眾誤解之後），非也僅是綜藝節目的利用或一篇報導的價值（他也因此婉拒許多邀請）。 但之所以稱為「危險」，也在於他抓取是來自人性的「脆弱」，藉由「傷痕」的縫隙來取得「信任」的素材。於此，當真相漸漸露出曙光時，森達也曾問起佐村河內：「如果我是在假裝相信你呢？」，佐村河內僅微弱答道：「那就是我的問題了。」這樣對創作者的主觀模糊性也略為明顯，或是「殘忍」。儘管森達也對於「Fake」的批判是外界大於內部，進而凸顯社會大眾道德盲從的謊言。 但從影像拍攝的起始也確實立基於佐村河內對森達也的「信任」，也賭上了自身的「誠信」。因此，雖帶入真相模糊性的出發，但如果《貝多芬的謊言》最終不再導向結尾的釋懷，佐村河內守極有可能成為又一次的「大謊言家」。（當然，令人玩味是究竟有多少觀眾在當中等著佐村河內曝露自己的弱點，無非也挑起了人性的看戲心態。） 要說《貝多芬的謊言》是否只是一個主觀者的真相論文？其實倒不盡然只是單方向的給予，反而是森達也與佐村河內守的雙向互惠。森達也實質就像不知悉佐村河內的觀眾，僅看著綜藝節目的調侃、閱讀著片面的報導文字，就此判定佐村河內的人格。但透過與主角的互動，才了解到佐村河內並非是一個被媒體過度包裝的「惡人」，他有著聽覺障礙的證明，聽到的聲音都變扭曲不成形，僅對震動有反應，也僅對熟悉人的唇語有直覺性的識別。在種種「真相」的闡明，也揭露出大眾媒體的盲目性，急於批判是非，卻無體認到純粹的真相。 而森達也對於佐村河內而言，更像一位心靈療傷師，如何面對自身犯過的錯，願意重新審視救贖自己，再拾起愛好音樂之心重返創作。森達也必然也帶著同樣疑問去面對佐村河內，但他反藉由各路媒體的訪問來探視主角內心的愧疚。當外媒開門見山的質問：「你為什麼要編造故事？」、「為什麼這些年沒想過學習音樂？」，當中確實能看見佐村河內稍招架不住此些攻擊。他深知儘管自身聽障的事實被曲解，但面對大眾，謊言的編造與欺瞞，他確實也仍做出了作為。 甚至這18年的故事也欺騙了他的愛人—香，對此佐村河內也在訪談中談到對於妻子的內疚，也一度起了離婚的念頭。但香僅說：「過去就過去了。」當這句話從丈夫說出口，面對聆聽的妻子，影像中不再瀰漫著批判的對錯，而昇華到兩人對彼此愛情的「信任」。 王維明曾在《真實影像》中寫出對於「真相」的判別，他提及所謂的真相即是我們透過攝影機「正參與真相發生的當下」，而森達也在《貝多芬的謊言》中也亦然。他提出佐村河內守不妨試著創作音樂，儘管先前18年的合作，他僅有產出音樂的概念架構圖。而佐村河內守也接受了這項挑戰，他拾起過往生技，將情感寄託於鍵盤，當新作品日漸完成時，關於人性的荒謬才愈發壯大。 森達也眼見了「真相」，觀眾也透過鏡頭察看了真相發生的過程，當音樂播放時，不僅讓導演攝影機鏡頭隨意地擺放享受，甚至從中看見歷經數年風雨─他與香的真摯愛情。兩人為了一首嘔心瀝血的音樂哭泣，但背後是由多少苦難與詆毀所提煉而成。至此，影像中特寫了香手上的婚戒，雖已不再光亮，卻從音樂中重新給予它閃耀的一刻。而森達也這才說道：「我意識到我是在拍你們兩個。」 不過，最終森達也還是巧妙的玩回了「信任」這個母題，他只問了佐村河內守一句：「你有隱瞞我什麼嗎？」雖然影片頓時停止，觀眾也再看不到佐村河內守是否淺笑抑或迷惑。然而屬於森達也的「真相模糊性」，由始至終，仍在《貝多芬的謊言》中散發它的魅力。 2017.05.19 桃園星橋 桃園電影節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