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一念無明》─ 不只是一個人的香港：從電影的精神病況，透視香港社會意識
《一念無明》Mad World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導演：黃進 編劇：陳楚珩 主演：余文樂、曾志偉、金燕玲、方皓玟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《一念無明》─ 不只是一個人的香港：從電影的精神病況，透視香港社會意識 在去年金馬獎和今年金像獎，憑藉《一念無明》一舉奪下最佳新導演的黃進，在此片有著不凡的執導功力，不僅是在鋪排演員的張力與發揮，更多是他對於社會現況的反思與凝視，如何僅在港幣200萬16天之內，將香港寓言濃縮進自身電影語言當中。看似極度躁鬱的香港，卻在《一念無明》中極度地寫實。 【《一念無明》的寫實：黃進的香港寓言】 說起《一念無明》的寫實，黃進非也運用攝影上的手持性，或影片的調性去呈現，反而使用極為大量的符號性元素和鏡頭特寫，來達成電影的寫實感。它之所以寫實，也正因為體現了香港生活的面貌，與其社會心病的內核。 如當中利用老人院改建的劏房，正是多數香港人所居住的「蝸居」，狹小、隔音差，又要受鄰居閒語，片中多次運用俯視的鏡頭，透過電視視角所看出房間的界線，更呈現空間性的窄縮。儼然，黃進把阿東與父親居住的地方，喻做為阿東自身的心房，當他蜷曲、呆坐、足不出戶的同時，透過聲音的模糊性，加強與外界的隔絕，也愈見人心緊閉的過程。甚至於他所描摹的眾生相，如欲於向上流動，面對填鴨式教育與補習的學生，抑或為求找到心靈解脫與人生支柱的信教舉止，又或面對快速變遷的都市脈動，所襲來的金錢海嘯，無不反映現下香港人所居處的焦慮環境。 黃進與陳楚珩非常擅於調控人際互動關係，從短片《三月六日》的同桌對峙便能顯見後期所延伸的兄弟情深，從對話與交流中來深入內心隱藏的病灶。至此於《一念無明》之中，不論是對於角色病癥的加強，抑或社會言語的加壓，在精神病社會面的背後，所挖掘出的是阿東過去所乘載母親的怨氣，與欣然承擔父親的離去，也將所謂精神疾病的起始，立基於家庭壓力的情意結之上。 對於阿東而言，他就有如片中所特寫的水流，日復一日承受母親的狂躁，背負定居美國事業有成哥哥的名聲。當父親不負責任的缺席，面對母親的蠻不在乎，加上事業與愛情的多頭馬車，旁人的漠不關心對比自身的流水付出。最終當清水轉為鮮血的同時，不再只是母親死亡的暗示，也更直接表露他長久以來的精神狀態，已到達崩潰邊緣。 對於躁鬱症的呈現，《一念無明》更欲於在片中向觀眾反問何謂社會之「病源」，精神病的促成並非一蹴可幾，而是經過社會壓力下的循環堆壘，最終推倒了心靈高牆。現實中人人表面上雖看似正常，但卻無意識自己已身居在躁鬱之城中，等著被慢慢侵蝕與瓦解。 【誰有病？我們都有病：香港電影中的精神病況】 在《一念無明》所述的精神病偏向「躁鬱症」居多，但對社會而言，都無非為此添加了「癲佬」的標籤。而所謂「癲佬」與精神病的形象，在香港電影中可進而透視當中的漸進變化。 在1986年爾冬陞的首部長片《天天星期七》（香港原名：癲佬正傳）即針對精神病患者做了著墨，片中多半以志工或記者「正常人」的輔助角度，去靜觀精神病患者的日常。在當時香港電影裡，無疑帶出了精神病須被關懷的議題，雖是如此，但爾冬陞卻將「使人癲狂」的根源，回溯至「正常人」身上。舉凡坊間流言、報章渲染，病的始終不是病患本身，而是將香港的癲狂性丟回進社會本體之上。 雖無非《天天星期七》因取材自1982年安安幼稚園所發生的真實事件，讓電影意圖將精神病患與終會砍人的結果連結在一起，多少仍有物化精神病患之嫌，但至此我們卻能這些「癲狂」角色，漸發現香港電影對於精神病患者審思的轉變。 更於1993年的《的士判官》即展現精神疾病（反社會）的角色，貌似駭人聽聞的事件，實則反映出社會的面貌。邱禮濤在手法上不彰顯黃秋生角色的執念與殘忍，起初主角仍是一位盡職的上班族，卻因生存壓力、社會環境，乃至親人被剝奪，在種種累積下而觸發了角色的癲狂。雖癲狂，但邱禮濤卻保留精神病患者下的良知，從良知底下，凸顯出計程車司機的高傲，最後從而於社會批評與輿論下，劍指對其不友善的社會。 90年代香港電影對於精神病的描摹，不再著眼兇殘的駭俗，也不再標籤精神病患的危害，相反是從片面報導之中，反思於社會帶來的惶恐與焦慮。進而於00年後，精神病患於電影中卻屬於另一種可樂觀，卻又可為事件關鍵的角色，不再僅是一位被外界摒棄的對象。 於此舉凡2005年阮世生的《神經俠侶》，當中患有精神分裂的吳鎮宇，能眼見此角融入社區後的反應，雖不排斥，但仍有異樣眼光，而電影卻讓其角色有了最後事件的輔助性。於2007年杜琪峰的《神探》也亦是，劉青雲所飾演的警探，則利用精神分裂的特質來破案。所謂的「癲」在00後的香港電影，不再是病癥性的表露放大與妖魔化，而相對利用病癥的特色去發揮角色上的功能，試圖包裝精神病的外皮，讓其更走入／貼近香港社會之中。 但回到《一念無明》裡，非也再將其神化，電影其實相對弱化阿東角色的精神性，甚至將其「正常化」，反觀運用等待他再次發作的懼怕，凸顯處於社會中每個人物的「躁鬱」。於是在「反常」反面的「正常」，有著為金錢生活壓力跳樓的同學；因情傷而投入宗教；假裝堅強卻仍憎恨的前女友；舉止排斥阿東，卻又對孩子實行填鴨式教育的母親；拒絕患者投入職場的各企業主管；將病人的異常視為正常，把看病流程成制式的醫生；亦有只想將家人丟置老人院的親人。在種種「正常」底下，實則才顯現出香港社會反射的「異常」。 「他有病，我也有病，你們都有病。」 最可怕的從來不是生病，而是不知自己有病。《一念無明》運用「躁鬱」本身解離出群體社會的「癲狂性」，與放大生而為人「自私」的本性。因此，從《天天星期七》的報紙效應，來到《一念無明》的網路傳播，兩者媒介所引發的流言與反動，最終才是使得精神病愈發漸強的病源。甚至當「正常人」都忘得最基本的尊重、忘卻做人老公或父親的身分，使逃避與究責成為了正義魔人的標語時，最正常的反而僅剩被標籤「精神病」的阿東，與尚未被洪流推移，仍有自身思想反抗的天線小孩。 【不只是一個人的香港─香港社會意識本身】 黃進於《一念無明》試圖將電影的視野變得更為宏觀，儼然阿東的精神病不僅限於一人之上，他雖呈現香港內部的一部分，但事實上他卻也代表香港整體的社會意識。 比擬香港，阿東所患有的躁鬱症，正是在傘運後所形成的傷害，它可能勾起運動創傷而再次疲軟（特首選舉），也可能再因某件決策而再次爆發（中國下的香港）。阿東面臨的兩難，正形同香港本身的處境，它失去了情緒、失去了熱情與主動，只能坐以待斃，等著被決策圈的人士（屋內鄰居種族組成，也是香港社會的體現）再一次審判。而當曾志偉這父親的角色說出：「不是什麼事情都可以外判。」也無疑對於現今的香港現況做出了喊話。 阿東所呈現的躁鬱，不單單僅是一人本身，反而拓展的是社會隱藏的心病。「給理由，說沒錯，盡了力」當每個人都有藉口推託之時，事實僅想隱藏自身的軟弱與無力，甚至寧願不想沾惹一絲麻煩，久而久之形成的旁觀與漠視，讓香港的病灶愈發壯大，而根底也愈發腐爛。 「真正重要的東西，是眼睛看不見的，只有用心才能看清楚。」─《小王子》 當然，對於電影而言，最後字卡的顯現不免將格局縮小了些，透過父與子的和解，回到了關切精神病的主軸。但事實上黃進的不明說，卻早已暗示這座躁鬱之城的香港，它並非一日之就，而是經過多年社會情結的循環，不論香港人之於生活、金錢和環境的負擔，或是香港之於政治的內部與外部。處於《一念無明》這種不外顯的恐慌，並非來自等待阿東的再次發作，而是正利用阿東的內心／本體清楚反射出「正常人」真正的「心病」。 ＊延伸閱讀 【從鮮浪潮到首部電影計畫：看香港電影圈如何栽出《一念無明》的甜美果實】：http://punchline.asia/archives/41547 2017.04.26 國賓長春（二刷） 甲上娛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