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螻蟻》— 關於「我」的香港主體性

《螻蟻》Even Ants Strive for Survival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導演：任俠編劇：任俠主演：陳湛文、楊家豪、張雅麗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《螻蟻》— 關於「我」的香港主體性香港電影在二Ｏ一六年大放異彩，舉凡《樹大招風》、《選老頂》、《點五步》，不論是短片或長片，劇情都隨著香港政治性的延展與焦慮作為出發。二Ｏ一七年，也正值香港回歸二十週年，在香港電影節有了「範式移轉：後九七香港電影」後，北影特別以此為主題，設立「亞洲稜鏡：香港進行式」單元，策展人郭敏容也藉著今年鮮浪潮評審團成員的身份，邀到這部於當中摘得最佳導演及最佳攝影的短片作品《螻蟻》。由任俠執導的《螻蟻》，將背景建構在一個連生理需求、外觀儀容都被嚴格控管的世界，這個世界裡廣東話成為「禁語」，人們在外需說著「官話」（普通話），電視上播映著簡體字新聞，而新聞則訴諸將暴力份子嚴刑處罰。影像利用四比三的狹窄比例呈現主角「被侷限的自由」，儼然讓香港頓時成為另一種《極度空間》的既視感，充斥著恐懼威權與不安。《螻蟻》看似一則超現實的未來幻想，但實則已成為了事實，如當中廣東話的消亡、繁體字不復存在，甚至出現的錄音磁盤，都呈現一種似是而非的過往，儼然再也不是一場預言，只是沿走在香港宿命論下的篤定作為。然而這樣的呈現並非偶然，實質也對應到香港現今政治的現況，舉凡窩藏禁書影射到銅鑼灣書店，甚至「嚴禁逼供」及無來由的逮捕（李波等五人被消失事件），無非都直指被監視的香港困境。同樣反看於《十年》的「本地蛋」，也藉此事件做上文章，不過《螻蟻》更似於《十年》當中的「浮瓜」，將背景設定於未來（該部以國安法為底），以黑白掩蓋了未來色彩，增添了香港無限的絕望。不過任俠於《螻蟻》做的表徵，或許不僅止表層如此，他反在其中做了四層結構，將人喻為螞蟻，也將整體空間濃縮成香港景況，延伸出關於「我」的香港主體。片中人名叫做馬二，如用廣東話說，其實音同「官話」（普通話）說的「螞蟻」，而馬二本身名字的涵義，在「父親」的期許下是：「不要強出頭，因為槍打出頭鳥。」至此於《螻蟻》前期的蒙太奇中，即拼貼了香港社會運動的剪影，當警民衝突、布條橫幅充斥於銀幕，在「反抗沒有好下場」一語威嚇下，希望孩子不要出頭的「父親」，其實就是「香港」本身對港人的期望。這樣港人如同螞蟻的意象在初初確立，甚至任俠更將房間蝸居的擴大為香港的侷限，於是「房間（1）內的馬二（2）」、「馬二手上的螞蟻（3）」與「螞蟻走不出的迷宮（4）」，在四層結構交疊下，馬二一捏即死的螞蟻，也對應到港人被極權一捻即消逝的渺小。除了政治隱喻性，《螻蟻》在影片成色也不同凡響，他所營造的氛圍令人想起卡洛．李的《黑獄亡魂》，同樣大量使用刻意歪斜的特寫、對稱性構圖的審問，或在同形物件間（水杯、眼鏡）達成Zoom in的連貫，及Dolly鏡頭的流暢。《螻蟻》以影像技術上達成整體的冷冽感，甚至透過對白不停地兜轉帶至無解，冒汗、恐懼、粗礪、不安，當面對冷靜的機械式問答，最終也對比出港人走投無路的生存處境。但始終是這麼悲觀嗎？這還是要說回《螻蟻》蘊含關於「我」的香港主體。如於前面所述，馬二和螞蟻都是香港人的代表，但成為巨大螞蟻，逃不出被中國關進的監獄時，就注定是一場悲歌嗎？《螻蟻》其實如同《十年》一般，反運用一種使人壓迫窒息的無奈，來帶起港人生存的意念，最後於監獄中的化蝶，或在水杯中掙扎的螞蟻，雖僅是不切實際的幻想，但還是提醒港人們，始終存在一絲最後喘息的生機，來爭取自己嚮往的自由。「Even ants strive for Survival, Even ants strive for Freedom.」《螻蟻》的困窘並非始終單一凸顯港人的絕望，反希望藉以「名字」與「螞蟻」的意涵，點醒已幾近疲態的香港本體。當片中警員對馬二所說：「請永遠記得父親幫你取的名字」，就算在未來即將被編號取代實名，但「名字」才是屬於「我」的香港身分認同。我們進而從香港使用的繁體字拆解，螞「蟻」（馬二）底下，還有一個「我」。這個「我」不出自何方，而是來自一個香港所取的名字，也是一個只有香港人（廣東話、繁體字）才懂的名字。（值得一提，片尾曲選用了草東沒有派對的《Intro》+《醜》）歌曲：